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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国企啊,国企(下)

来源:冷暖商情2016-11-03

 

2001年以前,格力电器董事长一职都是由格力集团一把手兼任的,但由于事务性工作多,他很少过问电器的事情,几乎把所有大权委托于我,后任董事长退休后,按理应由新任董事长接手,也不知市里出于什么考虑,偏偏没有满足这种顺理成章的安排,反而让我出任格力电器董事长一职,而他却出任副董事长,为此,有人自然就很不爽。在格力集团,他是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而在格力电器,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这种互为领导的人事安排,可以说十分罕见,也许是国企的一种特色吧。

说真的,我和前几任集团领导合作一直很好,虽然因工作问题常有些小争执,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根本不是仲大军所胡说的那样“历来存在着高层领导权之争”。只是到了他这一任,问题就来了,因为企业发展和工作问题,曾与他有过几次大的争斗。这些都是我“不唯上,只唯实”思想惹的“祸”。

有一年制定年终分红方案时,他要多分,我和班子成员认为,当时正值格力四期大规模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要给企业留一些后劲,不能杀鸡取卵,不同意他的方案。况且格力每年的分红都不错,股东也没什么意见。记得当时在董事会上争得很激烈,但我是董事长,听我一解释,大部分董事和独董都同意我的方案,他自然心里就很不快。

还有一次,格力集团董事会讨论下属公司凌达压缩机厂的董事长人事安排,他提出让时任压缩机厂总经理高某兼任董事长一职,我坚决反对,原因是压缩机厂多年也没搞上去,问题多多,员工对她的投诉颇多,是一个“带病”的人选,但在集团董事会上,他是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虽然我投了反对票,最后还是被通过了。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2004年高某贪污、套取和转移企业资产的问题就败露了,被检查机关起诉,最终被判了16年徒刑,验证了我先前的断言: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孰优孰劣,很快就会见分晓。高某自兼任董事长后,总经理与董事长的大权一手独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意孤行,更加听不得不同意见,排除异己,肆无忌惮地为个人谋取私利,当时,整个凌达厂快被掏空了。

再有一次,又从2003年5月16日格力集团董事会说起,该会议纪要表明,珠海机场的债务是中行重点追收的债务,该机场的部分设施由于格力集团的担保成了债务人,虽然中行握有格力电器的股票作抵押,并没有什么风险,但凌达找中行东方公司商议,东方公司愿意接收凌达公司作为偿还部分债务的方案,以5000万元的价格把凌达卖给东方公司。

我一听就火了,凌达十多年来累计投资近两亿元,怎能这样贱卖呢?要卖,也应该卖给格力电器,反正格力电器也应该要有自己的压缩机生产线,这样才算得上真正有实力的空调生产企业。

但是,凌达在高某的把持下,坚决反对格力电器收购,她对凌达的员工说:“电器的领导腐败(指小钱柜问题),我们不能卖给他们”,“电器这是恶意收购”等。还亲自带领一批不明真相的员工跑到集团公司大吵大闹,导演一出员工反对电器收购的闹剧。

为什么她如此卖力反对呢?据我分析:这是高某的如意算盘,她知道东方公司不会直接接管企业,而是想低价卖给东方后,再以同等价格回购到自己名下,变成了她私人的企业,以此洗白她的贪腐行为,如果一旦卖给电器,不但如意算盘落空,还可能暴露出挖空凌达的腐败行径。

遗憾的是,当时集团董事长也许早就与她商定好,便顺水推舟,借凌达的反对而拒不卖给电器。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找市长,那天他正在市交通局调研,我们直奔交通局,在会议室里见到了市长,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觉得说得有道理,当即电话向国资委询问情况并指示凌达压缩机的抵押转让先暂停,待调查清楚再定。一星期后,就在格力集团与东方公司签订协议的前一天,市政府作出决定,停止凌达压缩机厂的转让。
一年后,市政府把凌达转让给格力电器。从此,我们又增加了空调最重要的部件——压缩机的生产。格力空调在成立十三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心脏”。此后,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压缩机从年产一百万台,经过不断扩建、改建,现已达到年产四千多万台的大型压缩机企业了。

这一连串的“争斗”,再加上小家电问题与集团闹得“不可开交”,理所当然,我便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好借仲大军的文章掀起一股“倒朱”巨浪。

仲大军何许人也?我原来并不认识,上网搜索后才知道是“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偶尔在电视节目露一下脸,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与前格力董事长是同系校友。文章出来后,董事长对别人说不认识仲大军本人,但我们从仲大军的网站搜索,文章出笼前几个月他就来过凌达厂参观访问,并晒出几张现场照片,陪同的正是声称不认识他的董事长先生。看着这些照片,听着这些谎言,对眼前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他们十分清楚,要“倒朱”,从工作或业绩入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媒体的造谣、中伤也应该帮不上什么大忙,最好是从经济下手,如果有了经济问题,再大的功劳也救不了你。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前年我向他汇报过的一件事:就是前面提到的“小钱柜”问题。

那次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到公司例行审计,查了两个多星期,并没查出什么问题,正当准备“无功而返”之时,发现财务大账上转入了二千多万元,一追查,是半年前从“小账”转入的,他们如获至宝,立即把主力转向“小账”的彻查工作。本来,查也不难,难的是原始记录被烧掉了,这样就更增加了审计人员的怀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才罢休。

当我知道原始记录被烧掉后也很愕然,我想起了2001年底一次办公会议上我说过:“现在全国已成立了销售公司,对客户的奖励问题都由销售公司负责,我们就不需要动用‘小账’的钱了,要把小账的所有资金转入大账,并把账本清理好”。谁知具体操办人员听到“清理好”,便一把火烧掉,幸亏还留有电脑账,审计人员花了好长时间一笔一笔进行对账,令他们感到惊叹的是竟然全对上了,并没有发现有一分钱的个人消费。事后,用他们的话来说:“像你们这样搞国企真是少见啊!”最终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用于正常开支的账外账。

当时作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向他作了汇报,他说:“你们又没有个人问题,怕啥?”可时至今日,他觉得这件事大有利用价值,真是喜上眉梢,在一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上,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又把“小账”和烧账的问题翻炒起来,并要我做深刻检查,我当场气愤地质问他:“有关方面不是对此早有定论了吗?怎么现在又把它翻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就在会上与他争吵起来,根本就不考虑写什么检查。我在想,反正我没动用过一分钱,假如当时真的动用了,或有什么不干净行为,还不被你们整死?做国企真难啊!难就难在除了要负“经济风险”外,还得比民营企业多了一份“政治风险”。一部分国企轰然倒下,当然原因是复杂的,但这种“政治风险”不得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果然不久,媒体就密切配合,大块大块的文章,网上的跟帖,铺天盖地的对我轮番攻击,最多一天可搜索出好几十篇,这些文章竭尽攻击、诽谤、捏造、推测之能事,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完全把我打成一个见利忘义,为了贪财而不择手段的“小人”,是一个侵吞国有资产的“大坏蛋”,对我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当初我也处之泰然,觉得假的就是假的,最后都会不攻自破,况且当时第四期的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哪有时间去管那些无聊事。但后来越发不可收拾,“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就会使人信以为真。况且当时一些媒体都在搞斗批式的舆论运动,等到水落石出,还不知受了多少“冤屈”。

于是,我决定拿起了法律武器!我相信法律是最公正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把起诉书送到法院不久,就接到仲大军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你作为公众人物,要比一般老百姓更多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质疑。讨论资产和产权归属问题,是国家经济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信中要我“对正常的讨论不要太敏感……”,并且还建议我“用不着打官司上法院,可以最对等的方式在报纸上反驳”。

你仲大军先生一张口就说我侵吞了30%的国有资产,把我打成“褚时健式的人物”,这哪里是讨论,简直就是栽赃!

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以威胁口气说:“一旦上了法院,进入律师们的业务圈子里,就不像我们这样谈话了,我们现在是君子之交,到时候可能出现我们欲罢不能的局面,我的律师们也商量好了很多的应对办法,甚至一些对您很不利的办法……对您而言,多打一个官司,多树一个敌人,还是撤诉为好。我就是放弃这个官司,让法院判我败诉,理论界和新闻舆论圈里也没有人相信我仲大军会说假话,我背后有强大的舆论,就是官司输了,我的理也不会输。”

这封信,字里行间散发着恐吓、诡辩、威逼利诱的火药味,不断地玩弄文字游戏,为自己造谣惑众,攻击诽谤辩护,企图逼我撤诉,好让媒体继续栽赃抹黑我,让我走进他蓄意设置好的舆论圈套里。

好在我这个人不是吓大的,我性格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吃软不吃硬。读完这封来信,更激起我心中的怒火,更坚定我把这场官司打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在法庭上,经过几轮唇枪舌剑的较量,无论他背后有没有“舆论撑腰”,无论他是不是自我标榜“不说假话”,也不管他将会用什么办法“使我处于很不利的地步”。法律是公正的、无情的,假的不会真,真的假不了,通过一审诉讼,仲大军败诉。

2004年5月31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

一、仲大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在《民营经济报》(即原《粤港信息报》)上以相同的篇幅刊登消除2003年12月18日失实评论的影响,向原告赔礼道歉的文章,内容须由本院审查后发表;

二、仲大军赔偿朱江洪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付清。

宣判后,仲大军不服,提出上诉。

2004年9月10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仲大军彻底败诉告终。

真理终于战胜了邪恶,法律终于还了本人一个清白!

2005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主要版面发表了新华社文章《朱江洪名誉权纠纷案尘埃落定》。文章详述了事件的经过:“2003年12月18日,仲大军在广东某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的评论性文章,该文章以点评格力集团与格力电器两者之间关系为引,将矛头对准在格力电器任董事长的朱江洪,把朱江洪描绘成一个‘59岁现象’的人物,一个侵吞国有资产的‘褚时健式人物’。为此,朱江洪向香洲区人民法院起诉仲大军侵犯人格、名誉权。珠海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于5月31日下达了民事判决书,判令仲大军在原刊登攻击朱江洪的某报上,以同样的篇幅刊登消除失实评论的影响,向朱江洪赔礼道歉的文章,并赔偿原告朱江洪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仲大军不服,于6月中旬上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中院认为,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但仲大军以“一介穷书生”为由,拒不理赔,于是市中院依法强制执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在取得理赔后,我便把这十万元捐献给珠海市斗门区的教育事业。

至此,这一出由“父子之争”引出的权力之争,看上去似乎已落下帷幕。此前,珠海市也采取了组织措施,撤换了原董事长的职务,由市国资委主任兼任集团董事长。但是,国企体制并没就此得到解决。《人民日报》主编的《中国经济周刊》就发表了一篇《凸显体制弊病》的评论文章,文章引述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黄慧群的分析道:“‘格力纠纷’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在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背景的企业中带着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现有国企管理机制出了问题,很重要一个是企业内部人事机制没有完全地建立,以致产生了类似的内耗,政府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如何定位也是大问题”。

文章还特别指出:“由于企业的内耗,受伤最大的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以及企业的管理组织,使得企业的管理者沉溺于‘斗争’之中,无暇顾及企业的经营发展问题,损伤的是企业、企业的员工,而作为国有企业,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珠海国资委一位高管在记者采访时抱怨:“四年了,我们给他(指前董事长)机会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做了些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珠海市一位副书记时,还透露了一件不为外界所知的“大事件”:2003年5月,在召开格力电器换届的股东大会前夕,市政府接到格力集团高层有关前董事长策划在会上以绝对控股的身份罢免朱江洪的汇报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于5月23日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深夜做出决定,不准他参加第二天的股东大会,并勒令他写下委托书委托集团一位副书记参加,从而阻止了这一无异于“宫廷政变”的闹剧。7月16日,记者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份委托书。

一个控股公司的法人代表,不允许其参加该公司的股东大会,这在上市公司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就是国企的又一特色吧。

由此看来,这场较量并不仅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这也是一场关乎支持、捍卫一个正在崛起的国有企业还是损害、毁掉这个企业的斗争。我个人的得失、伤害是小事,若这个珠海市最大的国企有什么闪失是大事。格力的高管、员工,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很多领导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并从多方面多渠道给予我鼓励与支持。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某些人的诬告,也使得市纪检、监察部门忙乎了好一阵子。事后,市纪检书记、市监察局长等三人还专程到我办公室给我赔礼道歉,勉励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努力把格力做好,为珠海市做出更大贡献。我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企难,难在一个“国”字,国企老总与民企老板最大的区别是,国企老总是任命的,只要红头文件任命,谁都可以做,谁也敢去做,不做则被视为不服从组织安排。特别有些已经在市场上打出名堂的国企,很多人并不知道企业走过的艰辛历程,只知道现在的辉煌,因而很多人会盯着这个位置,就算万一搞砸了,也不用跳楼,换个位置照样过得有滋有味。俗话说:“荒地没人耕,熟地有人争”,这些人认为:上级任命你行,为什么我就不行。在这些人眼里,有权则有势,有权则有利,而把应当负的责任抛在脑后,更不去想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重,因而压力也就越大。

我认为,为官要讲奉献,讲担当,讲责任。忠实履职是责任,正确使用权力是责任,不谋私利是责任,困难时挺身而出也是责任,遇到挫折、失败、甚至打击,不抱怨、不气馁,勇往直前更是一种责任。

而民企的老总则不同,他想要当好老板,出人头地,首先要有本钱、有能力、有魄力,敢于冒险,善于开拓进取。他不像有些国企那样大手大脚,他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肉,因此他必须精打细算,认真决策,避免失误,否则搞砸了就得倾家荡产。

企业就是企业,要面对市场,面对竞争,面对消费者,企业就得实实在在,“不唯上,只唯实”,这些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心中,这也是格力“实”文化的具体体现,虽然吃过苦头,受过挫折,遭受过打击,但依然“我行我素”,无怨无悔。

做过国企的都知道,有些事你不积极想办法去做或硬着头皮去做,企业就上不去,只能“等死”。但做了,弄不好就会“找死”。这要看你的“运气”如何,但我认为,“找死”总比“等死”好,“等死”,死后难以复生,“找死”,或者还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可能会“找而不死”。

在我几十年的国企生涯中,不知“找死”过多少回了。之前与集团的“父子之争”就不用说了,大的还有那么几次:

在广西百色矿山机械厂开除了一名权贵的亲戚,已经“找死”过一回。

92年在格力,为了一件“小事”与集团老总吵了起来,是第二回。

事情是这样的:92年以前都是格力电器自己召开订货会的,之后为了提高集团的知名度,集团提出要与电器捆绑起来举办年度订货会,我同意了,要求会议的组织接待工作交由集团操办,我也没意见。但在接待过程中,由于集团的工作人员不了解电器的客户情况,并没有按客户的大小和新旧来安排房间的大小,弄得一些老客户、大客户颇有怨言,电器经营部有一女孩(后来当上了经营部长)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句老实话:“以前,我们单独开订货会多好,现在与集团一起开,乱七八糟的”。刚好这句话被集团的一位营销主管听到,把她的话汇报给老总,老总听后大为震怒,当即指令:“你通知朱江洪,把这个人开了,一个毛头小孩竟敢指责集团,成何体统”。

主管听了也感到为难,但老总的指令也不敢不执行,于是把这一信息转给我,开始我还不以为然,以为是一时来气,说了过头话。谁知过了一个星期,老总追问这件事情办得怎样,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来并不是一时来气,是动真格了。

在老总的催促下,我跑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解释:“她说的这句话是有点不大好听,不就是讲了句不该讲的话吗,用得着开除吗?如果她状告我们,那该怎么解释呢?如果因为讲错话就要开除,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两样?”

他一听我把此事与文化大革命扯在一起,脸色发白,显然很生气。

我也丝毫不让:“如果连别人一句错话都容不下,以后还有谁敢提意见?没人提意见,如何保证我们的决策少出差错呢?”

我越说越激动,还不时地用手敲打着桌子。

我最后说:“这个人我是不会开除的,我是她的领导,她说错了话是我教育不好,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听我这么一说,老总也开始软下来了。

隔着大玻璃窗,办公室人员看得清清楚楚,事后他们对我说:“有没有搞错,你吃了豹子胆了?敢跟老总‘顶嘴’,为了一个小小的下属与老总吵,有必要吗?你不怕被炒鱿鱼?”我说:“怕什么?看不惯的就说,大不了就走人,东家不打打西家”。

最终,老总听我讲的有点道理,气氛缓和下来了,到了中午,不但不处罚我,还邀我一起吃饭呢。

当然,这次“找而不死”是碰上一个开明、有气量、知错能改、爱惜人才的领导,否则,结果就不好说了。

第三次“找死”是在04年,由于集团欠了银行很多债务,万般无奈之下,珠海市欲把集团所持有的格力电器的股权全部出让,以偿还集团的债务。消息一出,买家纷至沓来,有外资的,也有本土的,其中就包括美国老牌空调企业开利,日本的大金等,他们曾多次登临珠海洽谈转让事宜。为了稳住格力的高管人员,开利还专门找上门,承诺会给我们高工资待遇。至于媒体不断炒作的承诺给企业领导人年薪8000万,我就从来没听过,我想大概是开利总裁也没有这样高的工资吧。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只是心里不是滋味,辛辛苦苦打造起来的品牌,难道就这样给了别人?我记得当时格力的股价只有几块钱,论市价也就几十亿,按溢价,也不过百把亿。当时,各大媒体也大炒特炒,甚至连格兰仕也在媒体上披露要收购格力。而珠海市的的倾向是卖给外资企业。

当时,经销商的思想也很乱,接下来到底怎么做,还打不打款?由于这些未解之谜的困扰,经销商的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

虽然当时媒体大吵大闹,但还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行动,社会还在观望中。但过不了多久,市里为了摸清格力的家底,委托香港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进厂清算,这可是实质性行动啊,万一被媒体披露了这一消息,经销商的心理防线就会打破。我们心急如焚,只好豁出去了,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把事务所的人员拒之门外,连公司大门也不给进。

这种与上级“顶着干”的态度,你不是“找死”是什么?

之后,我们通过媒体的不断呼吁,新华社也出了内参,指出把一个民族品牌卖给外企,少有成功的先例,上海大批民资品牌的消失就是证明,很多外企买下这个品牌后,没几年就灭了这个品牌而改用自己的原品牌。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你的人脉关系,你的营销客户和渠道,而非你的品牌。

后来,这份内参也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手上,并在上面签署了意见,市政府办公室还单独邀我到机要室看了领导的批示,内参大意是珠海市政府在出让格力电器时应当谨慎,做好充分调研。看后,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最后,市政府权衡利弊后,取消了出让格力电器的决定,从而保住了格力人为之奋斗多年的心血,如今的市值从原来的几十亿已升到上千亿。现在看来,当时的努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

回顾在国企的风风雨雨,有成就感,也有悲伤感,更有痛苦感,而且在痛苦时还要把所有憋屈咽在肚子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让商家和员工失去信心。不少人问我:“你后悔过吗?如果当初跳出国企,说不定如今成为大老板呢!”的确,当初确实有一些外资企业(包括台湾企业)、民营企业多次找我,要我帮他们办一个空调企业,给资金,给股权,给高待遇,但我并没有领情,我觉得我这个人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姓“国”,习惯了,也吃惯了“皇粮”,愿意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珠海市各级领导也信任我,支持我的工作,把我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并把我评为全国五一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况且,这些上门来的企业之所以认识我、器重我,还不是因为珠海市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才有我大展拳脚的机会,没有它,你是谁呀?做人要懂得感恩,不能见利忘义啊!

人生的许多成败,不全在环境的优劣,国企体制的弊病短期内也难以改变,既然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去适应环境。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喜欢肥沃的土壤,石头上的花草就把夹缝作为生长场所,沙漠是仙人掌的乐园。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就一定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把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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