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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洪专栏:第十三章 国企啊,国企(上)

来源:冷暖商情2016-10-13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国企打工,从来未尝试过民企和其他类型企业的滋味。

有人调侃:“前世做了孽,今世搞企业”,虽然这是调皮话,却道出了做企业的艰难,把企业做大做强更难,把竞争性的国企做得风生水起真是难上加难。

很多朋友和媒体曾不止一次地问我:“你们是国企,又是家电企业,家电行业历来是竞争最激烈、最充分的行业,其他国企都死得差不多了,而为什么你们还能生存,并且发展得这样好呢?”

的确,格力电器在96年上市前,是百分百的国企成分,直至2005年股改前,也是国企占有58%的绝对控股权,一股独大成了格力长期的经营环境。

说来话长,自改革开放后,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举改变了国企过去等上级派发任务,靠上级收购产品,伸手向上级要钱的“等、靠、要”思想。之后,产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行开发,自行销售,资金自行解决。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化,竞争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体环境,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已完全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乃至全球的竞争,所有企业都要面临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竞争格局。

当时,一大批国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都被赶到市场的大海中,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有多少企业能适应这种恶劣环境呢?由于环境截然不同,吃的自己找,找不到就得挨饿,环境要自我适应,不仅要抗击风浪,还要随时提防鲨鱼等凶猛大鱼的袭击,每一分钟都提心吊胆,诚惶诚恐。

相反,从小过惯了“大海”生活的民营企业,他们天生就有野外生活的能力,有各种觅食和逃生的本领以及顽强的生存技能。
果然,大批国企下海后,不久便奄奄一息,只好转制,或半卖半送,或折价出让,或由职工收购,转变国企基因,如美的集团就是这样转过来的。转不了的就让它自生自灭。只有那些资源性、市场垄断性,以及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联的国企保留下来,国家继续给予多方面的扶持。由于垄断,日子一般都过得有滋有味。

拿家电行业来说,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国企转型进入家电行业,加上原有的民营企业,一时间热闹非凡,熙熙攘攘。而现在,死的死,关的关,改制的改制,已很难觅其踪迹了。不用说全国,仅在广东,早期威震一方的大型家电国企就有华宝、万宝、威力、华凌、半球、裕华等等,最后都人间蒸发了,就连科龙最终也被人收购。据统计,全国国企家电企业倒闭的就数以千计。

国企为什么难,顾名思义,国企就是国家的企业,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国家或地方政府才是企业的老板,但这个老板又不像民营企业的老板那样亲力亲为,一线指挥,担当负责、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是在幕后指手画脚,并且婆婆多,七嘴八舌。作为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领导人,自然要听老板们的吩咐和指点,指点对了,自然是企业的福气。然而,上级这个“老板”,要做的事情很多,没有多少时间下基层,对市场的了解也是间接的,难免有“考虑不周”和“看走眼”的地方,加上条条框框多,难免有政策和做法的失误,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有人说:“国家对国企最好的管理就是少管或不管。但这也行不通,因为国企领导人也有良莠之分,也存在责任心的大小。由于企业不是自己的,搞砸了不用倾家荡产,欠债不用自己偿还,倒闭了不用跳楼,这就容易滋生一小部分国企老总不负责的行为,即使企业艰难度日,该吃的照吃,该喝的照喝,该打高尔夫的照打不误,遇到难啃的事情,要么逃避,要么上报,走程序,按步就班,缺乏担当精神,就算事情做错了,只要按程序办,也没有多大的责任,个别人甚至还会出现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行为。因此,上级加强对国企的监管与审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曾经打过一个近乎荒谬的比喻:企业也是有“成分”的。就像改革开放前,人人都有“阶级成分”一样,比如地主、富农、贫农、资本家等等什么的,如果你爷爷或父亲是地主成分,那么子孙后代都归属于地主成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就要受到诸多限制,如升学、参军、提干、入党等等,都会严格审查,除个别突出外,一般都成了侈望,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现在,企业假设要划分“成分”,则有央企、地方国企、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外资企业等等。企业性质不同,监管也不一样,央企和地方国企有国家管理条例和办法,从监管的角度来衡量,就相当于过去的“地主”、“富农”,“不得随便乱说乱动”大事要逐级审批,“先斩后奏”则是违规行为。

开始,我还以为,只要不向国家要钱,围绕着自己的主业做大做强,为国家多做贡献,怎么做都可以,但事实上,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因为是国企,自然是老板说了算。

比如,当初空调的配件中,电机供应较为紧张,各厂家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格力用量大,很想有自己的配套电机,96年打报告上去,要求建一个电机厂,资金自筹。我原以为只是程序和手续问题,很快会批下来的,连电机厂的厂长我都物色好了,谁知等来等去也不见批复,追问原因,上级说是可以做,但不是我们做,而是叫兄弟厂压缩机的电机车间做,为我们配套。但压缩机的电机和空调风扇电机差别很大,加上资金短缺,压缩机厂根本就没有兴趣做。无奈,集团又只好筹备成立一个新的电机厂,派人员到外地和日本考察一翻,经过若干轮谈判,眼看要签合同了,最终因资金问题不了了之。直到2006年我们收购了一个与格力配套的凯邦电机厂,之后进行了不断的改造,才有了今天自我配套的大型电机厂。

控制器的上马也是一波三折,控制器是空调的核心技术之一,是空调机的“脑袋”,一般空调企业都是自己做的,而我们当初却全是外购,不但满足不了质量要求,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产品的创新,体现不出自身的特色与技术水平。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核心技术的部件,想自己做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上面的意思是可以做,只是由集团与别人合资来做。结果搞了两年也没做出个名堂出来。97年,眼看这个厂快不行了,才把它高价转让给我们。如此一折腾,又耽搁了我们好几年时间。

至于空调的心脏——压缩机就更不用说了,连提都不敢提。因为之前集团下属已有了一个压缩机厂,规模约年产一百万台,但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缺陷,我们一直也不敢使用,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

我很羡慕那些民营企业,只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的掣肘。办起事来高效快捷,充分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道理。国企与它们之间的竞争其实就不在一条跑道上。

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2001年,格力第四期改造进入了紧张的施工阶段,新的厂区主干道正好要经过原来旧的供气站,需要拆迁重建。该项目虽然不到一百万,但按国企管理条例,必须进行公开招标,整个过程从公告、招投标到确定施工单位最快也要四十天左右,时间不等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气站建好,否则每天至少损失3000万元的产值。一想到这,我心里就发怵,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时间了,我随即吩咐厂基建办人员立即找施工单位,并要求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完工。我再三叮嘱:“你们要认真签好合同,多找两家对比,制定好施工标准与价格,如果上面追究起来,一切责任由我负责”。结果气站不到一个月就建好了,为生产和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减少了损失。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市有关部门听到风声后随即派人下来调查,他们很不客气地指责我们“违规操作”,并扬言要处分我。我对他们说:“该决定是我下的,施工单位是厂基建办工作人员经过认真的审核和对比定的,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并没有利益输送,就是想为企业省点时间而已,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心想,如果用我的处分争取了时间,减少了损失,也值。最后,他们还算体谅我们的难处,要我写个“检查”便不了了之。其实,检查不就是把自己“臭骂”一顿罢了,这样的检查我常写。

的确,在国企体制和市场潜规则之间,在国企、民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之间,如何竞争,如何去寻找平衡点,使之又能基本满足竞争的需要,又要符合国家对企业的“清规戒律”,使“上级”也不感到为难,这的确是摆在国企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什么很多竞争性国企原来都好好的,基础也不差,有些还是令人羡慕的知名老企业,为何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并逐步退出江湖呢?当然很多人会归罪于体制上的原因,我认为体制上固然有原因,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主观努力”这个最实质的因素。这些人往往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只把自己看成是企业的管理者,而没有看成是一个“企业家”。我所说的“企业家”就是要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像私人企业一样处处为企业着想,把全部精力和才华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为权,不谋私,对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加以制止,在出现矛盾时,不唯上,只唯实。对国家有利、企业有利、员工有利的事情,敢于担当,哪怕是遇到种种阻碍、挫折、打击,甚至被罢“官”,也要努力履行职责,无怨无悔。

如果把自己看成是企业的“管理者”,工作起来就会畏手畏脚,这也不敢做,那也得罪不起。正因为大多数国企领导人并不是在市场上和基层中磨练产生的,而是上级委派的,是任命制的产物,他们的荣辱与升迁只与上级有关,因此,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与上级拉关系,揣摩上级的意图,尽上级所爱,吹牛拍马,遇事不动脑筋,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见,特别是上级不爱听的反对意见,而只看上级的眼色行事或以上级的好恶为标准。如此一来,使得唯上和盲从成了官场上的潜规则,久而久之,这部分人就容易成为企业的“看护者”或“政治企业家”。他们不愿意冒险做一些任期内不一定见功效的事情,目光短浅,只愿做一些眼前的、吹糠见米、急功近利的事,时间一长,就会变成“庸官”或“庸才”。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上的“外伤”,“庸官”就是体制上的“内伤”,它败坏的不仅是官场上的风气和权力体制,使社会风气变得平庸与恶俗。贪官贪的是国家的钱财,庸官却能毁掉国家的事业。

然而,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企业的性质不同,“各施各法,各庙各菩萨”,而市场竞争规则只有一个,面对复杂的市场,又有多少国企老总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企业家”呢?对消费者来说,只认你施的是什么法,不会关心企业是什么性质,也不关心你施的是哪家的“皇法”。然而,民企能施的法,国企未必能施,这样一来,竞争激烈的国企难免会进入“地雷阵”,做出一些有违“皇法”的事,企业领导人也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有一件事令我刻骨铭心,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格力初期,柜机的销售远远落后于其他同行,而柜机又是最赚钱的品种,如五匹柜机当时售价一万多元,利润就有五千元。当时市场上盛行“销售奖励”政策,我想,民企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于是决定每销售一台柜机给予经销商100元的现金奖励,即使这样,还能赚4900元,对国家有利,对企业有利,对员工也有利。如果奖励通过转账,对方开出发票当然没有问题,但不能发挥奖励的最大作用,最好用现金奖励到个人,如此一来,奖励款就进不来账了。我与财务人员商量后,把卖废铜烂铁、纸箱泡沫等废旧料的钱,放到另一本账上(在别人眼里就是“小钱柜”),这对国企来说是有违“皇法”的,正因如此,我们对这本账管理特别严格,定期审计,只用于销售奖励,除此之外,不得用于任何一项开支,而且规定奖励必须公开透明。我记得当时公司一高管出差时在该账报销了四百元,我知道后十分生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责令他立即退回这400元钱。

就是这样一件在民营企业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在格力却成了了不起的大事。

2002年被国家审计署查出,虽然翻箱倒柜没查出有私人占用,只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并没有给予任何处罚。但是后来个别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又重新翻炒出来,为此,我被足足查了两年,也被整了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在国企发生了,这就是国企!

事件的导火线则从媒体和网上铺天盖地的所谓“父子之争”谈起。

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集团当初把格力电器所创立的“格力”商标作为集团所用,也没规定使用的标准和原则,为此埋下了隐患。格力集团旗下的小家电公司(后来由格力电器收归名下)也使用该商标。2003年10月18日,《粤港信息报》(后更名为《民营经济报》)刊登了《格力进军厨具市场》的报道被广泛转载。一时间,格力电器被误传放弃了空调专业化,将进军厨具市场。而格力小家电公司也有意无意地混淆格力小家电与格力电器的界限,不时地用“格力电器”、“格力空调”这些专属于格力电器的商号和产品来宣传包装自己,甚至把我们厂区的图片也放到了自己产品的广告宣传资料上,以彰显自己的规模和实力,使消费者误认为他们的产品就是格力电器生产的。如果说他们的产品质量上乘,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也算是对格力品牌的一个正能量。但格力小家电其实包含两家小公司,即中山格力小家电和顺德格力小家电,后者是格力集团与一个体经营者合资的公司,实际上是一种品牌出租经营,难有长远的规划与经营,为了谋取短期的利益,对质量也容易采取急功近利的处理方式。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数据显示:2002年格力小家电所产的电风扇、电暖器等维修率均超过6%,与同行产品的1%相差甚远。格力电器的经销商经常抱怨,很多买了小家电的消费者跑到空调商家来维修,得不到满足就大吵大闹,既影响了格力空调的形象,也影响了格力企业的声誉。

当时,主管销售的董明珠老总,她才不管你那么多,决定于2003年11月4日同时在全国二十多家媒体发表声明,指出“格力电器只生产空调,在有关媒体的报道中,格力小家电借用‘格力电器’、‘格力空调’这些属于格力电器公司的商号和产品来宣传自己产品,误导了广大格力股东和消费者,是一种侵权行为。”由此拉开了所谓“父子之争”的序幕。

12月18日,又是《粤港信息报》,在头报头条刊登了一篇署名仲大军的大幅文章——《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大家知道,褚时健是轰动一时的红塔山烟厂的创始人。90年代因侵吞国有资产被判刑。由于文章的题目很吓人,被媒体广泛转载。文章说:“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格力集团内部历来存在着最高领导层权力之争,并且,这种权力之争是典型的国企式的权力之争”。由此把“父子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矛头直接指向我。文章把格力集团时任董事长打扮成“一个国有资产的忠实看家人”,而我则是一个“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人物”。

文章指名道姓,子虚乌有地写道:“格力电器老总朱江洪认为格力电器是上市公司,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其本人对格力企业发展的贡献作用甚大,应当拥有相当大的股权比例,并想通过股权置换,把集团公司所拥有的58%的股份分30%为他个人所有”。

简直是赤裸裸的造谣与攻击,一派胡言!

我就不明白,上市公司的股权不是谁想要就能要的,58%的股权虽然在集团名下,但所有权却是归属于珠海市政府,格力集团无权处置这些国有资产,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难道文章的作者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不仅如此,文章还大胆地虚构了这样一幅画面:“透过这场权力之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国有资产如何流向私人的画面”。
读完这篇奇文,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也深知在这背后将有一场严重的较量。

以前,媒体都觉得我是一个“技术狂”,为了抓技术研发可以不要人事权、财权、产供权的低调企业领导人。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的高尚,在我创立格力电器至今,从一个小小的企业打造成今天誉满全国的大企业,多少年来兢兢业业,上班与员工穿一样的工作服,在冠雄时,虽然公司有车,但我还是骑自行车上班,上班比员工早,下班比员工晚,还常常与员工加班到半夜,可以说每天贪早摸黑,20多年没请过一回有薪假。我不只一次地说过,咱们是国企,我只不过是为政府管理企业的“高级打工仔”,从未想过当一回真正的老板(如果想当,早就离开格力了),更没有伸手向市里要待遇、要股权,甚至上级定下的年薪,很多时候都主动减下来,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不懂打牌,打麻将更不会,也不懂得打高尔夫,每天只会走走路,偶尔爬爬山,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以权安排直系亲属来公司工作,几个侄子失业也只好自己找工作,唯一例外的是安排一个堂弟到格力电器当了九年搬运工,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这些都是格力员工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到底惹了谁?

文章说到格力集团内部所存在的高层斗争,倒是讲出了一些实情,也多少揭示出这场较量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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