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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朱江洪自传:第三章 打回老家

来源:2016-06-21

朱江洪

正当企业红红火火,社会一片赞誉之时,我却作出了一个令企业和员工震惊的决定——离开百色,回到珠海老家。很多人对我的这一举动不甚理解,疑惑我怎么能忍心丢下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企业,放下好端端的厂长不做,并丢下十多年朝夕相处的部下和员工而“离家出走”呢?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很乱、五味杂陈。

回顾在广西18年的日子,我完成了一个从“文雅书生”到“娴熟工人”,到技术员、工程师,再到企业的各级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而百色矿山机械厂磨砺了我性格中最主要的元素——创造性改变命运的能力。

虽然在百色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毕竟珠海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年迈的父母和亲人。在那个年代,交通十分落后,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从珠海坐船到百色来看我,转了好几次船,足足花了九天时间。身在异乡的我,由于交通不便,加之工作繁忙,18年来未能在老家过一次春节。眼看家中的父母渐渐老去,风烛残年,我内心的焦灼感与日俱增。

当然,珠海还有我小时候一起到海边钓鱼和玩耍的“小伙伴”,以及读书时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成立特区后,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区建设者,火热的建设场面也令我归心似箭。

珠海过去是一个小县,人口不到十万,由于内地居民去不了澳门,处于交通末梢,但其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依山傍海,汇珠江出海口,环境十分优美,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非内地县市可比。我家的祖屋就坐落在拱北口岸附近。记得小时候,没有高楼的阻隔,澳门晚上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家乡的黑夜,澳门的景色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出生在一个菜农小家庭,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父亲自年轻时从广东新会移居珠海,就一直在此落脚为安,没有离开过。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住在茅草房里,全家仅靠两亩多地种菜为生,一遇台风,就会把地里的蔬菜刮得稀巴烂,导致“颗粒无收”。我从懂事开始,就跟着母亲挑着扁担到澳门卖菜,直到1952年“封关”为止。

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差距,澳门的生活水平要远比珠海好,很多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一个个地冒险偷渡去了澳门、香港,有的还远走海外他乡,另谋高就。我记得刚上初中一年级时,全年级共有三个班,每个班60多人,挤得满满的,加起来有近200人,但没过多久,就发现今天这个位置空了一个,明天那个位置又空了一个。到了初三,压缩成两个班,学生总数也只剩下60多人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村同学,平时一起上学放学,一起钓鱼、玩耍。到了初中二年级,一天,他突然约我和他一起偷渡,说留在家里似乎看不到前途,不如到那边闯一闯,我还以为他开玩笑,便随意回答:“我还想继续念书。”因为小时候我看了不少名人和科学家成长的奋斗史,我总坚信:成功可以靠勤奋来争取,命运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未来可以依赖知识来实现。可第二天不见他约我上学,问他家人才知道昨晚就已经“跑”了。

之后,正是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和改变命运的朴素信念让我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利前茅,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南地区理工科的最高学府——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暗自高兴:幸亏当时没有跟我的同学一起偷渡,否则哪有上大学的机会。

谁知大学刚上了一年,国内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当年的远大理想、雄心壮志已被文化革命推得稀巴烂,我们所见到的是一批老师、教授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顷刻间变成了“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当接到去百色穷山区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后,浮想联翩,回忆往事,又觉得后悔不已:当时如果跟同学一起偷渡那该多好,现在可能又是另一种生活了。

然而,历史的长河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出现了转折: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经过十年动乱后会如此收场;想不到父亲的冤案还能得到彻底平反,我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终于也能抬头做人了;更想不到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会妙手设计出如此宏伟的改革开放蓝图,就连珠海这样的小地方也会成为我国最早的四大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热点城市。

当时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为家乡的美好前途,为祖国的特区建设出一把力,流一把汗。然而,一个在职厂长,上千号人看着你、跟着你,抛下他们而“出走”,于心何忍,又谈何容易?

矿山机械厂曾多次变换过上级主管,开始是百色地区行署管辖,后来自治区机械厅收回,1986年初自治区又把厅直属企业下放到省内中心城市。比如同属机械厅的六家企业中,广西水电设备厂(在河池)下放到南宁市,广西第一机床厂(在宜山)下放到桂林市,玉林柴油机厂(即现在的玉柴集团公司)下放回玉林地区,而百色矿山机械厂根据自治区的意见,把我们下放到南宁市。为此,百色的一些领导很是不快,认为我没尽到努力去争取,甚至有更难听的话:“你喝的是我的水,吃的是我的米,用的是我的电,为什么就管不了你”。我跟他们解释,这完全不关我的事,自治区决定前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不过话说回来,事情的发展总是两头走的,这件事的发生对我的调离未必是坏事,加上以前所开除的旷工员工,对上面某些人也多有冒犯,再则,我这个人一旦工作,就全情投入,只要对生产经营有利的事情都认真去做,哪怕仅为了拉住一个客户,也可以花很多时间、做很琐碎的工作,但就是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与上级拉关系,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否则极少登门拜访。由于这样,与领导的关系自然就不那么“亲密”了。搞上层关系一直是我的“弱项”,我总觉得,既然领导信任我,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我就要对上面领导负责,我只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对上级最大的回报与感恩,何必有事没事就往上面跑呢?

我这个人喜欢讲真话,不喜欢讲漂亮话,更不喜欢讲假话。讲真话有些人不喜欢听,讲漂亮话又解决不了问题,讲假话更是害死人,那么只好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而到后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也就成了格力企业文化的核心。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曾说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意思是说,很多人讲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个人讲真话,直言不讳。企业如果“诺诺之音”成风,办事缺乏主见,吹牛拍马,唯上和盲从变成了潜规则,这样的企业是注定要失败的。“谔谔之音”才是企业的希望。

我看不惯那些为了讨好上级,奴才相十足,并专门揣摩领导的意图,看看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专门编一些好听的话语来糊弄、取悦领导,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这些人,我会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了尽快调回珠海,我决定向行署递交辞职和调动报告。但两个多月过去了,杳无音讯,真有“遥望东城烟雨,犹如海市蜃楼”之感。

接着,我开始找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我们知道你从广东沿海开放地区来到百色山区,18年来确实是不容易,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觉得在企业待久了,想换一下工作环境,到行署来怎样?”

我说:“到行署来干什么?”

他说:“按照你的资历和能力,看看能否争取安排一个副专员(副厅)级别的职务。

我一听吓了一跳,以我的性格,直来直去,说话不拐弯,也不会察颜观色,只会埋头苦干,干企业还可以,如果让我到行政单位,还不等于“送死”?前两年机械厅也来考察过,欲拉我到机械厅,就被我拒绝过。

我早就知道民族自治区的干部政策:一般行政一把手,必须是壮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出身,否则只能当副职(党委系统除外)。组织部长平时与我关系不错,我就逗他:“副的不想当,要么就当正的”。他问我是否为少数民族,我说祖宗十八代都是汉族,他说那就不合规定了。我说这是跟你开玩笑的,什么正的、副的都不想当,我只希望你高抬贵手,放我回老家吧。

后来,我又只好找李兆焯专员(后来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刚上任不久,虽然对他的了解也不多,但交谈中我觉得他是个开明的领导,实事求是,体恤别人的难处。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对我的情况略知一二,也表示理解,并表示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我所提到的实际问题他也会考虑的,最后说了一句:“你走了谁来接班呀?”我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有“料”到,便立即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接班人给你们推荐好,使矿山机械厂的事业能继续发扬光大”。

接下来我开始寻找接班人,作为一个企业,选好掌门人是第一要务,企业的兴衰成败,跟企业一把手有着“洗不清”的关系。

我认为,企业一把手至少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正直、能力、勤奋。

正直,即对人对事忠诚,心怀坦荡,不做居心叵测、损人利己的事情。要勇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不能有功劳自己先占,有错误全推给别人;

能力,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积极开拓,勇于创新,遇到困难和挫折积极面对,不找借口,能发挥好一个引领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勤奋,任何成功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作为带头人,你必须做好比平常人少休息,少了很多家庭和生活乐趣,而又要做出更多的牺牲与付出的心理准备。

三项之中,第一项最重要,如果不具备第一项,那后两项反而会害了企业。因为不正直的人,会随时为了一己私利背叛你、陷害你。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利,就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出格行为,甚至使企业走向衰败,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

当然,人无完人,我们也不能责备求全,即使有些缺陷,也要用其长处。有些人可以成为一个好帮手,负责某一项工作,发挥其专长,但如果不具备这三项,就难以成为一个好的掌门人。

找谁接班呢?我想到了前任厂长胡建平,在我被选为厂长前,他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厂长,我上任后,他变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他是50年上海交大毕业的老知识分子,安徽人,为人正直、憨厚,又有专业知识,他很乐意帮助别人,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哪怕是一小袋水果,可以说,老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唯独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可能是历次政治运动给“整”怕了,胆子较小,做事说话比较谨慎。也许是家庭的拖累,他工作的单位最先是北京水电部,后下放到广东,再是南宁,但还没完,70年又被贬到百色。我曾跟他开玩笑:人往高处走,你也往高处走,只不过你是往海拔高的地方走。

说真的,我很感激他,尊重他,从他身上,我不但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和处事的规矩,在技术上他也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我。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奔西跑,学到的专业知识本来就少,虽然后来拼命恶补,但工作起来还是不踏实。每当我设计完一个项目,我就主动地虚心找他提意见,他会耐心地对我的设计进行审查,指出其中的不足,并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在他悉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的设计能力提高很快,不久就能独挡一面地完成复杂的项目设计,成为文革后我厂第一批也是最先一个晋升为工程师的,不久我就当上了技术科科长。

胡建平是我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贵人。

人的一生,不可能单独生活和工作,也不能单打独斗,独自成就。即使人类从猿变成人之初,为了生存,为了防止大型野兽的攻击,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他们也不得不携手合作,相互帮忙,共度时艰。

任何成功人士,在他努力的道路上,一定会有很多人给予这样或那样、有形或无形的帮助。因此,在取得成功之时,切勿忘乎所以,把一切功劳据为己有。当然,成绩的取得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与社会各方的理解、友情、帮助、教诲、启迪,以及前人的经验、失败、教训等等也是分不开的。

看准了接班人,我就积极动员胡工“二度出山”。还好,工厂经过这几年的经营、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企业在行业中也很有名气,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好说歹说:“就算是帮兄弟一把吧。”胡工终于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去找专员,把胡工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其实,他们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真是不谋而合啊。

两个星期后,我的调动报告终于批下来了,拿到报告书后心里真是百感交加,从毕业到离开百色,快18年了,这18年是我生命最宝贵的时光,可以说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百色老区人民,无怨无悔。

临别,工厂为我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会,我在会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厂办公室记录整理了会议全过程,过后还寄给了我一份,幸亏当时收藏好,最近整理,记录如下:

“今天这个会很特别,不是欢送我到自治区或北京参加群英会,也不是欢送我更高一级的升迁,而是送我‘回老家’。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员工,感谢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事们,特别是要感谢‘二度出山’、接手矿山机械厂的胡建平厂长。在过去的日子里,是工厂、是你们赋予我最有意义的收获,把我带入知识的殿堂。说真的,能够为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企业掌舵,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极好的学习、锻炼和奉献的机会。我在矿山机械厂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追求,融入了所有的甘苦和忧乐。回首这段岁月,虽然经历过太多的坎坷与曲折,遭受过太多的艰难与险阻,但我和所有员工一样,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与退却,当我离开你们时,心情难以平静,苦辣酸甜,感慨万分!

如今,矿山机械厂经过全体员工的打拼,业务发展突飞猛进,被评为广西先进企业,还跨入了先进行列,被誉为“边陲一枝花”,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全厂上下戮力同心,顽强拼搏,归功于我们整个班子的精诚团结,开拓进取。如果说我在其中的作用,只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凝聚大家的力量,发挥一个引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然而,人无完人,在六年的厂长期间,我一直诚惶诚恐,一定还有很多做得不够、考虑不周的地方,还有很多解决不及时、处理不妥当的问题,一定会留下一些不足与遗憾。同时,也难免做了一些过激的事,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可能给某些员工造成不快、甚至伤害。如果因我个人原因留给企业的遗憾,留给员工的抱怨,在此表示深深的道歉!并乞求宽恕。我会把这些教训带到新的工作单位,并引以为戒。

很快就要离开大家了,十八年的冬去春来,风雨同舟,共同留下了奋斗的足迹,留下了深厚的情谊,虽然人将离去,但心不会带走,我将一如既往,永远想念着你们。

最后,让我由衷地说三句话:我衷心感谢矿山机械厂和每一位员工;我深情的怀念百色这块我曾经工作过十八年的热土;我真诚的祝愿矿山机械厂在新厂长胡建平的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努力奋斗下,未来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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