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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洪自传:第二章 初露头角(上)

来源:2016-06-20

朱江洪

1982年,大约在冬季,通过职工民主选举,我当上了厂长,从此走上了长达30多年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不归路”。当时对于还不满37岁的我而言,跨越式地走向主要领导岗位,集各种权利于一身,压力之大,责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幸好,我从基层的工人做起,又担任过除财务之外的几乎所有部门的中层领导岗位,有较好的基层管理经验,固而上起手来也并不是“没门”。

然而,职务变了,地位也随之而变,在上级的任命书上,明确我的干部级别为“正县级”,这在当地来说可不是一个小“官”。我觉察到,原来跟我关系密切的同事,好像变得客气起来,原来无话不谈,现在却变得讲话谨慎,而更多的人见到我不是点头,就是微笑,更有甚者,一些人即使忙于干活,见我走过去,也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表示关注。见到这种现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我明白了,由于地位变了,员工对我的态度也悄然改变,这不能怪员工,应从自身的言行举止来检查。如果老坐在办公室内,局限于办公室--会议,会议--办公室的小天地,就很容易和工人产生隔阂,长此下来,就会脱离群众,员工也不会跟你讲真心话,这对工作的改进、企业的发展都没有好处。于是,一有空我就往车间跑,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如何改进技术、工艺和产品质量等问题。还经常与他们一起劳动,粗活、重活我都干,并立下规定科室干部每星期必须要有一天参加劳动,员工很快就认识到我还是以前的我,并且愿意把心里 话掏出来和我交流。这或许就养成了我以后经常跑车间、跑基层的习惯。直到在格力时,有些人到办公室找不到我,就猜想我准是又跑到“下面”去了。

摆正了位置,我的威信也在员工心中逐步树立起来了。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威信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威信,别人不把你当一回事了,你的决策也难以贯彻执行。但威信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上级给的,不要以为上级一纸任命,当上了一官半职,你就有威信了。有些人官很大,都没有威信;有些人官很小,甚至连官也不是,却威信很高。当然,更不能靠摆款、摆架子、或者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来树立威信,越是这样,你的威信就越树立不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的是你的努力,你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靠的是你的能力、魅力,是否廉洁奉公,是否办事公道等等,只有这样,你的威信才能在群众中一点一滴地树立起来。如果群众真心喜欢你、仰慕你、敬佩你,你就能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威信,你的话群众才愿意听,并愿意照着去做。

人们常说,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我的“三把火”是什么呢?上任伊始,千头万绪,该做的工作很多。根据当时工厂的显示情况,我抓了三件事:纪律、产品、销售,这算是“三把火”吧。

为什么首先拿纪律开刀?当时的状况是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余毒还在少数员工中存在,纪律意识淡薄等,工厂不是无章可循,而是有章不循。一些员工视规章、纪律为儿戏,上班迟到早退,出勤不出力,甚至工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制定的加工工艺,也可有可无、形同虚设。工厂下发的关于加强纪律的文件有些人竟然拿来垫屁股。当然,这也是少数中国人的“固有”习性。不让抽烟的地方他偏抽,酒后不能开车他偏开,不能随意丢垃圾他偏丢,规定不能做的事他偏做……作为工厂,它是一个大集体,各种层次的人聚合在一起,必须要步调一致才能完成各项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是一盘散沙,有令不行、无令不出,最后什么也做不成。当然,对员工的纪律教育是必须的,但对某些典型事例的处罚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于是我决定从“典型”抓纪律。

我记得,典型是从“芒果”开始的,有人问,这“芒果”也与纪律有关?有。因为当时厂房道路两旁种满了芒果树,一到季节,枝头上挂满了果子,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百色的气候特别适宜芒果的生长,芒果又香又甜,员工都渴望收成后能分上个十斤八斤的,但是以往芒果还未成熟就被偷摘了一半。于是工厂发文,树上的芒果一个也不能偷摘,违者每个罚款一元(当时的一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并取消分果资格。公布发出后,一些员工一开始抱着观望的态度,但谁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见没什么动静,胆子也就大起来了,跃跃欲试。其中就有厂党委副书记的儿子,仗着他“老子”是南下老干部,又是厂里领导,带头偷摘,被群众举报。开始我也觉得挺为难的,处理吧,他父亲是副书记,论职务,我虽然是他的上司,但论年龄、论资历,我是“小字辈”,而且以后还要在一起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处理吧,员工就有了“示范”,有了“榜样”,这样一来,当年的芒果不但保不住,而且还让员工看我的笑话,认为我们的规定还是一纸空文。思前想后,必须处理!就是顶着最大的压力也要豁出去。

当下,我找来保卫科科长,吩咐他到所在车间,突击检查每个员工的工具箱,果然发现副书记的儿子的箱子里藏有七个芒果,人证物证都在,于是按规定作了处罚,这下子全厂可炸开了锅:“连副书记的儿子都敢处理,那我们算老几?”从此,就再也没人敢偷摘芒果,即使熟了掉在地上也无人敢捡,以免节外生枝惹来麻烦。我记得,当年芒果成熟时,每个员工分到30多斤果子,个个笑逐颜开,一致称赞当时处理得果断,处理得及时得当。

其实,芒果被偷摘现象不仅我厂有,就连行署大院的芒果也保不住,记得那年百色地委需送一批地方特产——芒果上北京,也是到我厂来“借”的。

抓纪律的第二件事是开除了一名连续无故旷工20多天的员工。本来,按国务院颁布的职工管理条例,连续旷工15天以上就可除名。为谨慎起见,除名前把所有的手续都按规定做“足”,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简单。不久,一张张申诉书摆上了我的案桌上,而且还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在当时,有条件使用打字机的都是“非富则贵”。于是,我便吩咐人事科查一查这个员工是什么来头。一查,糟糕!他的舅舅竟是百色地委的一名副书记,我顿时感到像捅了个马蜂窝似的。但是,“生米已成熟饭”,总不能收回“成命”吧。如果收回,又怎么向职工交代,以后的决定还会有人听吗?果然没几天,行署人事部门来了两个人,直奔我办公室,动员我收回决定,并把那个员工接回工厂,说什么他还年轻应该重在教育等。我说他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是事实,而且他的除名是经过职代会代表讨论通过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当时对于员工的除名是一件大事,按上级规定须经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讨论通过,后来才逐步取消这一决定)。如果把他接回来,我无法向职代会交代。他们见我“不好使”,就以威胁的口吻说:“那我们就仲裁你们收回”。我这个人历来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吃软不吃硬”,一听他这样说,我就火了。大声地说:“如果你们敢仲裁,我就敢把这件事捅到自治区去”。最后,他们只得很不情愿的走了。过后也没收到他们的所谓“仲裁”,我也没受到什么“纪律”处分,唯一的处罚可能就是上级工会曾连续两届推荐我为“全国五一劳动奖”被卡下罢了。

通过这两件典型事例的处理,广大员工已经认识到抓纪律不是虚晃一枪、做做样子,而是真刀真枪、敢于啃骨头、敢于碰硬。从那以后,违反纪律的事极少了,工厂的指令能很好地及时贯彻执行,真正做到了有令则行,无令则止。

通过这两件事,我也从中得到了教育和启示:做任何事情要想成功,看准了就一往直前,坚持到底,绝不中途而废,不能打退堂鼓。因为,成功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第二把火“烧”在产品的整改和开发上。产品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也是企业赖以生存、职工赖以养家糊口的根本。产品不好,没人要,产品单一,又剥夺了客户的选择权。总之,没有产品就没有收入,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关门倒闭。可以说,企业因产品而兴,也为产品而亡。

有些人把企业不好归咎于销售不好。究竟是先有产品后有销售,还是先有销售后有产品?换句话说,究竟是产品促销售还是销售促产品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与“鸡”和“蛋”的关系有点类似,也就是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老到掉牙的问题,我只知道,蛋能否孵出小鸡是由鸡决定的,下蛋多少是由鸡决定的,蛋的质量好坏,消费者喜不喜欢还是由鸡决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产品质量好,安全可靠,销售和广告才能在此基础上扮演重要角色。前面说的所谓“有产品”并不只是“有没有”,重要在“好不好”,是单一品种还是多个品种。有些企业,哪怕只有少量的品种规格,甚至产品还未成熟,质量问题多多,就大吹大擂,强制推销,结果事与愿违。即使有些企业,原来的渠道就已打开,红红火火,但后来由于出现很多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也不得不把它抛弃。如90年代初有一个叫“三株口服液”的企业,当时销售红红火火,天天在央视黄金时段做广告,照理说根本不存在销售问题,但后来由于出现了重大质量事故,最终销声匿迹了。08年三鹿奶粉事件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也是红红火火,但出了个“三聚氰胺”事件,害了那么多婴儿,最终号称市值140亿元的“三鹿”奶粉,一夜之前消失殆尽,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多么惨重的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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